透明触摸屏有何优点

而且，中国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目前仍然比较健康，被迫出售住房的可能性较小，个人购房贷款的违约风险整体可控。

第二，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大方向。国资委成立11年来，同时取得了四个巨大发展的实践效果：中央企业获得巨大发展，国有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同时民营经济也获得巨大发展，因而国民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这说明中央决策的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总体上值得肯定。

而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是典型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模式，架构中最顶层是新加坡财政部，政府做出资人。第三，改革必须坚持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是用完善这个词。《华夏时报》：现在央企集团母公司是权力的核心层，改组是否意味着将削减集团母公司的权力？这会不会对改革形成阻力？ 彭建国：现在很多集团具体业务还是由其所属的实体企业来运作，央企集团搞资本投资运作符合历史的逻辑和现实的状况，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总体看央企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处于竞争行业的央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至少不会出现垄断利润的流失。

现在我们搞试点，就是对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的重要探索，想探出一条路子来。国资委应重点加强三种管理：一是章程管理，按照《公司法》，通过公司章程来管理。由不公平制度向公平制度转变。

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变。为了与一般的文集相区别，我花了很大精力进行整合和再创作，以使本书更符合书的体例。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我国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次大转型面临新的国内环境：一则我国开始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30多年的年均10％左右逐步转入年均增长6％—8％左右。在全球大转型背景下，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第三次大转型拉开了序幕。

考虑到其他四个方面的转型都依赖于制度转型，故其他转型在内容安排上都力图最后落到制度改革上。五则城市化开始步入加速阶段的后半场。

绿色转型表现为：由资源高消耗向资源低消耗转变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这也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知、说和争论的自由，说来并不是个什么新鲜话题。今天读到这位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的警示，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这样想来，废除对思想的管制是绝对必要的。假如诸友完全不能同意柏拉图的态度，那么，就应当同意布坎南一贯主张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不论民主程序选择的是否美好，都要承认那就是真善美。尽管如此，科斯还是对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对思想市场的管制的做法在整体上表示了一些怀疑，他提出，如果我们这样做，即把经济学家所称颂的用于商品市场的同样方法用于思想市场，那么，政府对思想市场的干预显然就会在总体比对商品市场的干预强得多。据奈特，自由对话是立法和政治过程的内在因素，所以有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 奈特指出，人类社会演化的任何阶段，必有一些人被他人认为是重要的人，即精英，从而获得话语权力。

近日读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先生的短文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引发了许多思考。也许，从潜在社会公害角度谈，更能逻辑上自洽，因为毒商品今天可以毒死很多人，因为销售市场已超越国界、省界，而相比之下，思想不会毒死人，用不着管。

我觉得所谈话题和用语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并不直接，而且是谈一般性道理，不是具体批评谁。不过，我始终不能断定我们讨论的基本事物的涵义，思想和观念，在诸友的定义中究竟是什么？ 上次我参与张欣发动的住房问题讨论，我发现我提出的问题完全没有经济学家回答或试图让我明白我的问题是明白的。

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对商品市场的管制和规制，有时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因而在西方各国也非常普遍和盛行。当然，很难回答为何雅典演变出来的政体会和古埃及的法老体制有如此不同。知识分子之社会功能，政治的，因其不很计较切身的利害关系从而更容易掌握妥协的艺术。思想其实是一种类似公共品的东西，绝对是非竞争性的，即某种思想一旦产生，其供给的边际成本为零，同时也具有非排他性，所以才有专制主义的蛮横的思想控制。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则是不适宜的，且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在我们由于偏见和习惯而变得朦胧的眼中，真理给人的第一印象比许多错误更丑陋，更难以置信。

我们不能想象将地球上的所有知识做成标准商品，像细毛制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样做上标记，发放许可证。在思想市场上管制者总是认为别人都应受到管制而自己却不应该受到管制，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乃至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中，都会出问题。

根据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想，如果思想市场管制者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他会倾向于无限制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会导致这也管，那也查，东也关，西也禁，那理论界和思想界还有什么真正的真理探索可言？对于这一点，诗人弥尔顿先生其实也早就预言到了。本以为上信是乱码，但显然秋风能读，故可继续写。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是有区别的：在商品市场中，需要有管制。相比之下，商品的物理和化学特征是可测度的，面包就是面包，牛奶就是牛奶，不需要人们去证明，用物理和化学指标去测度就能验证，如果有毒物在其中，也能测度出来，所以，监管者就有监管的客观指标。

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教授对自现代西方社会中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两分法做了一些评论。其中有谬误的东西，固然对人对社会可能有危害（例如关于存在中国模式的谬论），但事先对公众来说是不清楚的，只有通过公开的争辩，举证，其有害性才会为公众认知和接受。序言中的白纸黑字，明确记载了中国人民已为民主自由进行了百余年的奋斗。而希腊在短短几百年中在人类几乎一切思想领域的进步至今使人惊讶不已，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体的不同带来的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

古埃及从建第一个金字塔到建成最大最美的金字塔，用的时间其实不长，说明社会当时的进步还是快的，但之后的长时期中几乎停止不前。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再一种更好的角度就是真理是看不见的，所以没有谁能肯定他绝对掌握了真理，只有允许不同的人去自由举证证明他的理论、结论，才可能保证人类能够尽可能地逼近真理，所以，不能监管思想市场。我更同情哈耶克的古典自由学说，这就意味着，从维护真实自由的角度，必须对民主持保留或怀疑的态度。

至于谁应监督思想，科斯虽提出思想市场假说，据我的知识，这一假说却出自奈特1942年论文或更早。之所以说它已不新鲜了，是因为，知的自由、说的自由，以及凭良心坦率争论的自由，实际上早已写进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了，且在历次《宪法》中都有。

其主要原因是，在商品市场中，买卖双方信息常常不对称，消费者往往缺乏选择能力，一些厂商则常常会利用这一点作弊，并会运用垄断力量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按照芝加哥另一个经济学家迪莱克特的一些见解，科斯进一步解释道，自利和自尊往往使那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管制者夸大他本人所在市场中的重要性，结果，当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把自己视作为就是在做[思想市场的]管制工作时，他们认为别人应该受到管制的想法就很自然了。在《宪法》序言一开始，也有这么醒目的一段话：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之所以说诗人弥尔顿的话今天有还现实意义，是因为，谁来管制思想管制的问题现在又凸显出来了：难道一个或几个公民的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可以任意凌驾于其他公民的自由之上？ 概言之，谁来规制媒体管制？谁来赋权思想管制？看来是应该讨论讨论的话题。

为什么应该是如此？这种观点认为，在商品市场中，政府有能力进行管制，且动机纯正。因而，一旦政府在商品和劳务市场的管制缺失，一些败德厂商可能会不以增进公众利益的方式行事。

贯中 在 2010年11月17日 上午5:35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思想管制 。所以，是自由言论导致民主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导致言论自由，对我来说，因果关系并不清楚。

古典时期的雅典和较早时期的埃及就是恰好相反的例子。这一点，柏拉图也有类似看法。